第四十章
廖红宇走进市中心一个平民区的一条老街。老街窄窄，老街弯弯，老街暗旧。出租车无声地行驶。这样的老街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家的许多大中城市里比比皆是。它们往往阴差阳错地坐落在繁华商业区的夹缝中，又被一些新兴大厦投射的阴影掩蔽。它们表示着许多的无奈、琐小、繁杂和叹惜，记录世纪变迁的艰难和历史的深重，但又以此保存起人们一丝怀旧的温馨。昏暗的街灯在稀疏的树枝背后闪烁，一方面竭力凸现私营诊所那窄小的门脸，又反衬众多发廊、“洗浴中心”的俗艳斑斓，还有一些兜售VCD光碟的中青年女人，她们怀里揣着的是那种所谓的“毛片”。你可以常常看到一些穿着旧棉大衣的中年男人在街边的暗处，跟她们悄悄地讨价还价着，这些人大多数是些低级的公务员。一冬扫起的雪，锥形地堆在街边。雪堆外早已结了一层冰壳，实在是脏得可以。
出租车走得很慢，慢的原因并非是老街里行人太多。恰恰相反，这一时刻是晚饭当口，可以说是一天里街面上行人最少的时刻。车行慢，是因为廖红宇记不清她要找的那户人家的确切位置了。多年没光顾此地，记不清了。她得伴随着追忆，来给司机指路。她要找的那户人家是整个街区里一户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居民。此刻，全家人正围在唯一的一张小圆桌旁吃晚饭。这里的居民当然没那个条件在自己的住房里再划分出一个叫“餐厅”的空间。吃罢饭，把暂且放到床上的那台电视机抱回到桌上来，这里便成了“客厅”。如果儿女们还要做功课，那么这个小圆桌自然还得归他们使用。想看“通俗”电视剧的老人或男女主人只能悄悄地围在大床跟前，把音量放到最小的限度，再跟剧中的主人公们一起嬉笑抹泪。男主人面前照例比旁人多一小盅酒。平时喝当地出的烧酒，今天喝的是北京二锅头——一位老朋友上北京去开订货会回来时带给他的。北京二锅头在这样的餐桌上，自然要算是“名酒”了。喝到第二盅时，有人敲门。女主人放下碗筷，出去开门。过了一会儿，女主人回到饭桌旁，耷拉着难看的脸，冷冷地对男主人说道：“老情人找！”
男主人一愣。
女主人撇撇嘴道：“快去吧！”
因为儿子也在场，男主人特别难堪，便说：“你说话别那么难听！谁的老情人？”
女主人撇撇嘴又说道：“廖红宇来看您了，大官人！”
男主人一下就火了：“我说你吃饱了撑的，还是怎么的？八百年前一个伤口，你就老拿刀拨弄，老往里撒盐！”女主人戗戗道：“是我老往你这伤口里撒盐，还是她老往我这伤口里撒盐？”男主人说道：“你什么伤口？我都跟你叨叨过一千遍一万遍了。当年我跟她还是小青年，就处了一年多的对象，要死要活地也就这么点儿事儿……”女主人哼哼道：“你听听，就一年多，还要死要活！我看你是刻骨铭心，永世不忘哩！”男主人说道：“那你要我怎么着？拿枪去崩了她？拿刀去砍了她？”十六七岁的儿子不耐烦了：“哎呀呀，你们真无聊！”
这时，廖红宇突然走了进来。全家人——主要是男主人，当真吃了一大惊。廖红宇歉疚地对女主人说道：“真对不起，外头风太大了，我都快要冻僵了……”儿子迟疑了一下后，还是给她拿了个板凳。廖红宇没坐，但还是说了声：“谢谢！”然后又说：“儿子都这么大了？有一件急事，我不得不来求你们全家……一件非常紧急的事，请你们帮我一个忙！”
沉默。谁也没搭腔。不好搭腔。过了一会儿，儿子说：“阿姨，您坐着说嘛。”廖红宇还是没坐，只说：“你们先吃饭吧。”而后她就上过道里待着去了，等全家人吃完饭，收拾了碗筷，她便把这些日子里发生在九天集团公司和橡树湾的那些事情，一五一十挑主要的说了一遍。
“5000万的国家财产，他500万就卖了？妈的，这里一定有猫儿腻！”男主人果然被震动了。“好多国有企业为什么垮？为什么总也搞不起来？就是这些败家子儿厂长、经理给闹的！一个是懒，一个是贪，再一个是没能耐，净靠着吹牛拍马讨好上级爬上来的，没一点儿真本事。最可怕的就是变着法地捞啊，把国家的工人的都变成自己的！”儿子也跟着说：“报上不早说了，穷庙富和尚。这就是中国特色！”“和尚也穷得叮当乱响，就富了那些当家方丈，一个个捞得肥头大耳、滚瓜流油、三妻四妾的。不把这些偷嘴的花方丈抓净了，这庙没法好！”男主人继续愤愤不平。“抓净了？哼，你说得轻巧！”还是女主人比较理智，她不相信所谓“抓净了”这种说法。她的理论是，反腐败这种事，光靠单位自己来做，希望渺茫。“这道理就跟人是绝对不可能用自己的双手来掐死自己一样。”她有根有据地说着。廖红宇担心他们一家人会就此没完没了地讨论下去，便忙说：“我想办法把九天集团这两年的明细账搞到手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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